民政职业大学是民政部直属的一所专门培养社会工作、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技能型人才的公办本科院校；设有6个二级学院，开设20个专业；有在校学生4500余名、教职工325人 。
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民政职业大学）
山西籍学生关继就读这所大学，在校一年，因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受到同寝室室友及校内“孤儿帮”长时间的孤立、侮辱、霸凌；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日子；本人和家长曾多次向校方反映，关继的学习生活处境越发艰难；无奈，选择转专业到其他校区去学习；可原系的同学仍穷追不舍，经常追到我们校区散布谣言说我坏话，使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无法正常学习；我多次向校方和辅导员王利曼反映，他们见怪不怪漠视我的正当诉求，没有给出任何解决办法。
最后，在校领导的授意下，辅导员王利曼“开导我”以 “回家工作”为由退学哇，就这样我被迫辍学。
关继回到家后，学校被霸凌的情景日夜折磨着他，使他精神时常失控，身高马大的关继一想起学校的事就忍不住的蹲在地上痛哭流涕;内心的委屈无处控诉导致他精神面临崩溃......
我叫关继，是民政职业大学 19 级婚庆专业 1901 班的毕业生。曾经我满心期待踏入大学校园，渴望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可这段求学经历，最终却成了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即便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
刚入学时，同宿舍的刘健、吴延彪等五名同学，仅因我并非东北人，便对我展开了无端的排挤与刁难。刘健主动牵头搞小团体，明确要求宿舍其他人不许和我来往，还在校园里四处散布谣言，污蔑我 “啃老”“有精神病”；蔡闯的行为更令人愤怒，他编造我父亲 “开矿办公司” 的虚假信息，刻意拿我的家人做文章，进行恶意中伤；田方宇等人则每天变着花样辱骂我，与刘健等人联手孤立我，让我在宿舍里彻底沦为 “透明人”。
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这样的折磨持续了整整一年。期间，我的被子多次被人泼水弄湿，桌上的水杯、书本等个人物品也常被故意打翻在地，可施暴者们却毫无愧疚之意。我曾多次找到辅导员周碧波，含泪恳求他们帮我调换宿舍，逃离这样的环境，可他们却始终偏袒施暴者，对我的诉求置若罔闻，仿佛在刻意包庇那些人的恶行。后来，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转去其他学院的机会，本以为能就此摆脱噩梦，却没料到，更多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
2020 年疫情缓解后，学校通知返校，8 月 31 日我回到学校，因疫情期间宿舍调整的特殊情况，暂时仍需住在原宿舍。可仅仅两天后的 9 月 2 日下午，原婚庆 1901 班的班长任义龙，就因一点琐事，带着几个人直接冲进我的宿舍，对我拳打脚踢。更令人寒心的是，之前一直欺负我的那五名室友，不仅没有劝阻，反而上前死王死按住我的胳膊和腿，让我完全无法反抗；就连其他专业的李源，也参与到这场殴打中。
被打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周碧波和王利曼，希望他们能出面解决。周碧波赶到后，却反复劝我不要报警，还承诺 “上报学校一定会妥善处理”。我当时选择相信她，可没想到，这只是学校拖延的借口；此后，这件事便被彻底搁置，直至今日，依旧没有任何下文。
转到新校区后，霸凌的阴影并未消散。刘健竟特意找到我新学院的同学，继续造谣我 “人品差”“有精神病”，用伤人的言论再次孤立我；更让我感到不公的是，我亲眼目睹朱宝金与一名孤儿同学发生冲突，朱宝金受伤后，任义龙等人立刻上前 “施压”，最终逼着那名孤儿赔偿了 300 元。同样是校园冲突，别人的事情能得到 “快速处理”，可我被多人围殴，学校却连一句关心、一句询问都没有。后来我才从黄立鹏主任口中得知，原来任义龙等人是孤儿，被学校视为 “特殊群体”；可 “特殊”就能成为他们肆意施暴的理由吗？
长期的校园霸凌，让我彻底陷入了绝望。白天，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满脑子都是被欺负的场景；夜晚，我又总担心有人会再次暗算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内心充满了无助与恐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实在无法再留在学校，最终只能被迫选择退学。
离开学校后，那些在校园里受辱的画面，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让我痛苦不堪。2024 年 10 月，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写信向学校反映我被打却无人管的遭遇，可学校的态度极其敷衍，直到 2025 年 3 月 13 日，才迟迟给出一封回信。信中不仅刻意回避，连打人者的名字都没敢提及，还编造谎言说 “周碧波已对施暴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王利曼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事实是，当时根本没人管我的事，我带着疑问去学校质问，也没有得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2025 年 1 月 8 日，看着我终日被过去的经历折磨，父亲实在心疼，便拨打了北京 110 求助。在警方的协调下，周碧波和王利曼终于与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里，周碧波亲口承认自己 “当时根本没查清这件事”，王利曼也坦言 “听周碧波说没有打架这回事”这些话，与学校之前的回信内容完全相悖，学校的谎言不攻自破，不过是在逃避责任罢了。
同年 6 月 18 日，为了讨一个公道，我和父亲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找到学生处副处长崔杰（沟通时他刻意隐瞒真实身份，谎称自己是 “宣传处工作人员”）、黄立鹏等学校领导理论。见面时，父亲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我儿子的事，学校到底是谁牵头调查的？”“学校是民政部下属的公办院校，正式回信里连打人者名字都不写，这符合规定吗？”“回信里说‘反映的事实与调查的事实不符’，到底哪一点不符？这是说我儿子在诬告学校吗？” 面对这三个问题，崔杰、黄立鹏等人始终避重就轻，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正经的答复。直到后来，黄立鹏不小心说漏嘴，我才知道任义龙是孤儿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学校之所以一直包庇施暴者，无视我的遭遇，全是因为他们所谓的 “特殊群体” 身份。
沟通时，崔杰曾假惺惺地承诺，学校会派人来看望我，还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可我们刚离开北京，还在返程的路上，黄立鹏就打来电话，态度强硬地要求我撤销 6 月 4 日在国家信访局提交的信访件。我实在无法理解：学校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什么说法都没给，凭什么要求我撤信访？如果学校的处理能让人满意，我又何必一次次通过信访维权？
回到家后，父亲曾联系黄立鹏，对方还答应 “两个月内派人来慰问”，可直到现在，承诺依旧是空头支票；父亲想联系崔杰询问情况，却发现他当时留的是假号码，根本打不通。2025 年 7 月 7 日之后，6 月 18 日见过面的几位学校领导，要么不接我们的电话，要么直接把我们的微信拉黑 —— 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又在刻意掩盖什么真相？
我始终想不明白：就算任义龙等人是孤儿，就能在学校里肆意妄为、抱团打人吗？就能欺负和自己有相似身世的同学，逼迫对方赔偿吗？我作为一名正常缴纳学费的学生，就该被这样欺负、被这样无视吗？学校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为了拿到国家对特殊群体的照顾拨款，就能肆意践踏我的合法权益，纵容施暴者吗？这样的学校，配得上 “公办院校” 的称号吗？又对得起 “教书育人” 这四个字吗？
崔杰、黄立鹏这些学校领导，口口声声说 “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把我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学生，逼到了退学、患上心理创伤的境地。他们根本不配做教育工作者，更毫无师德可言。
拿到民政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我曾满心憧憬，盼着能在大学学到知识，将来学有所成，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可现实却是：我交着近10000元的学费，在学校里遭受长期霸凌，在校方的包庇与漠视下忍气吞声，最终合法权利被剥夺，被迫辍学。今天，我再次郑重发声：我坚决要求北京民政职业大学退还学费并为我的遭遇给出一个公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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